关于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流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中的程序和证据问题
        在律师的刑事辩护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经常涉及罪与非罪的争议问题。在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一些地方的侦查机关经常有意无意地将民事纠纷案件当作刑事案件加以立案侦查,甚至通过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强制性处分措施,将那些存在民事争议的涉案财物作出处置,从而与案件的实体裁判结局发生程度不同的利害关系。在此背景下,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经常会出现适用程序和事实认定方面的疑难问题。对于这些程序和证据层面的难题,我们有必要加以分析,并确立相应的刑事辩护策略。
          一、“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推定
          无论是合同诈骗案件,还是金融诈骗类案件,在行为人由民事违法转化为犯罪的过程中,都要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法定构成要件。对于这一主观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大量司法解释确定了司法推定的方法,也就是在证明一些基础事实成立的前提下,直接推断出推定事实的成立,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例如,法院可以根据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没有将非法吸收的款项用于生产经营上面,或者将货款予以挥霍等事实,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是,这种推定并不是一种确定性的推定,而属于可推翻的推定,只要有相反的证据,足以证明那些基础事实不能成立的,那么,这种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就可以被推翻,也就难以成立了。当然,要推翻这种推定,被告方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那些用作基础事实的客观行为并不存在。例如,被告方可以针对公诉方的主张,提出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将有关款项用于生产经营上面,并且也不存在逃避履行合同或还款义务的行为,没有挥霍货款,没有将有关款项用于违法活动,等等,从而证明自己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这种证明并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只需达到优势证据或高度可能性这一民事证明标准,即可将非法占有目的加以推翻。
          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由于所影响的利益不同,民事不法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而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或者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就可以了。但是,犯罪事实的证明则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高层建筑内的抛弃物伤人案件为例进行说明。一个在高层建筑下面行走的人,突然被高层建筑上落下的物体砸伤。假如要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那么,司法机关在实体上就有可能责令二楼以上的全体住户承担连带责任,而在事实认定层面,则只要证明二楼以上的全体住户有高度可能性抛下该物件的就足够了。至于二楼以上的哪家住户、哪个人实施了抛物行为,并不需要有证据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程度。但是,假如司法机关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需要对实施故意伤害行为的事实给予准确无误的认定,为此需要提出证据,证明究竟是哪个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实施了抛物伤人的行为,还要证明行为人在实施抛物伤人行为时究竟具有主观故意,还是处于过失状态。惟有在上述事实的证明上达到最高的证明标准,司法机关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的犯罪事实。
          既然民事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认定标准存在明显差异,那么,司法机关就不能根据行为人存在民事侵权或者民事违约的事实来直接认定其存在犯罪事实。即便已经有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行为人存在某种民事不法事实,司法机关也不能以此为依据直接认定行为人存在犯罪事实。要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还需要根据强有力的证据,对有关犯罪事实达到内心确信无疑的最高程度。当然,这种对民事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的区分,主要是用来限制“入罪”行为的。而对于“出罪”行为,则可以民事裁判所认定的事实来直接推翻行为人存在犯罪事实的结论。例如,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在民法上具有合法性,那么,这一结论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无罪证据,从而对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具有证伪作用。
          三、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用于解决民事纠纷的证据,却没有作出类似的授权性规定。根据“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无论是刑事追诉机关还是法院,在法律没有明文授权其采用民事证据的情况下,都不能将此类证据采纳为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证据。
          与法院对民事不法事实的认定一样,即便是那些在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中认定的各类证据,对于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也不具有必然的证据能力。这类被记载在民事裁判文书中的证据,最多可以成为侦查机关发现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或者证据线索。司法机关最终要将其采纳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进行重新调查取证和审查核实,并使其经受严格的法庭检验。当然,对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所作的这一限制主要适用于“入罪”环节。而在“出罪”方面,民事证据假如能够证明行为人有可能不构成犯罪的,则完全可以被采纳为认定犯罪事实不成立的无罪证据。例如,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有助于确认行为人债权债务关系、认定民事权益或者认可股权权属的证据,就可以被用来证明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的根据。又如,公证部门出具的经过公证的文书,能够证明行为人对特定标的物拥有民事所有权的,也可以被用来证明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的证据。
          四、涉案财物追缴程序
          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的发生,经常涉及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也就是对那些本属于民事侵权或民事违约的案件启动刑事立案和侦查程序。而这些地方公安机关之所以热衷于将民事纠纷按照刑事案件加以追诉,除了有外部公权力力量的介入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还与涉案财物的追缴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直接动因,主要就是将涉案财物予以追缴,在“收支两条线”的财政支付框架下,将其中大部分涉案财物转为自己的办公经费。可以说,只要出现任意对民事纠纷进行“入罪”处理的情况,往往都有着侦查机关滥用追缴涉案财物情况的发生。
          为贯彻庭审实质化的改革理念,法院不仅要对定罪量刑问题贯彻直接和言词审理原则,而且要对涉案财物追缴问题启动实质性的法庭审理活动。为此,需要确立“非赃款赃物推定原则”,将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处分视为一种财产保全措施,将拍卖、变现等措施视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处置措施。而对于事先查扣的涉案财物,则只能视之为证据材料。因此,需要明确侦查机关无权对涉案财物采取实质性的处置行为。而在法庭审理阶段,需要借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实施经验,在被告人到场的案件中确立完整的对物之诉机制,将涉案财物的追缴纳入专门的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对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对象,应充分审查其是否属于违法犯罪所得及其孳息,或者是否属于犯罪工具或者有关的违禁品。公诉方对于涉案财物的上述属性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要达到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程度。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可以对这些涉案财物不属于违法犯罪所得或其孳息,或者不属于犯罪工具、违禁品提出相关的证据,进行有针对性的抗辩。经过充分的法庭调查和辩论,惟有在准确界定涉案财物属性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有关涉案财物追缴的裁决。
          五、管辖异议
          司法实践的经验表明,举凡地方公安机关以刑事追诉插手经济纠纷的案件发生,通常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违反《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立案管辖制度,将一个没有立案侦查权的“刑事案件”强行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对于这类涉及管辖争议的刑民交叉案件,侦查机关违反立案管辖制度的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无论是犯罪行为发生地还是犯罪结果发生地,抑或被告人居住地都不在本地。本地公安机关采取立案侦查措施的唯一理由是少数被害人属于本地居民,这显示出本地公安机关在立案管辖权的行使上缺乏法律依据。
          原则上,立案管辖是《刑事诉讼法》为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所设定的授权性规定。根据“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的原则,没有立案管辖权,公安机关对案件的立案侦查活动就属于一种越权行为。而根据“越权即无效”的原则,公安机关在没有法定管辖权的情况下,强行行使侦查权所进行的立案侦查活动一律应属无效。
          遇到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违法行使立案管辖权的情况,律师应及时提出程序异议,提交相关的律师辩护意见。在审判前阶段,律师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促使其启动立案监督或侦查监督程序。在审判环节,律师可以在庭前会议上就案件管辖问题提出异议,请求法院作出拒绝受理案件的决定。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律师还可以继续提出管辖异议,申请法院就公安机关违反管辖制度所获取的证据一律宣告为非法证据,并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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